近日在别人转发的微信里，读到一篇言九林先生的文章，题目是《秦始皇每天读三十万字公文，是真的么？》，刊布在腾讯新闻的《短史记》栏目里。文章笔墨很漂亮，还很干净，内容也很有意义。不过乍一看，也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。

让我吓一跳的，并不是言先生提出了什么骇世惊俗的结论，也不是言先生做出了什么与众不同的论证，还不是言先生搬出了什么独家珍藏的秘籍，而是通过他的引述，我才知晓竟然有人满腔热忱赞颂秦始皇亲政勤政的风范，说他每天亲自处理的公文高达30万字。天哪，30万字！这真是一个惊天的数字！

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谁在成都茶馆里摆的龙门阵，也不要以为这是历史戏说家编造的娱乐场景——它是出自正经学者很正经的文章；同时，作为佐证，此公还引述了其他一些正经学者写的正经文章。

我研究历史问题，一向强调“道不远人”，即首先基于最基本的人情事理来观察历史现象，来认识历史实质。每天看30万字的文牍，还得动脑子琢磨怎么应对这些公牍所载述的诸项政务，五花八门，千奇百怪，除了神，凡人是谁也做不到的。秦始皇不行，汉武帝也不行，唐宗宋祖同样不行，后世那些自以为是看不起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的家伙就更不行了。人世上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儿。

正儿八经的学者一本正经地讲这种事儿，本来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，可更让我吃惊的是说者还有正儿八经的史料依据——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撰著的《史记》！这真的不仅令人震惊，还要令人“惊悚不已”了：难道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竟是这么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？这还怎么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以成一家之言”！难道皓皓苍天也是可以随意欺玩的么？

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合刻三家注本《史记》

为辨明真相，我们只好打开《太史公书》，看看这些学者究竟是在哪里看出了这样的意思：

侯生、卢生相与谋曰：“始皇为人，天性刚戾自用，起诸侯，并天下，意得欲从，以为自古莫及已。专任狱吏，狱吏得亲幸。博士虽七十人，特备员弗用。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办于上。上乐以刑杀为威，天下畏罪持禄，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秦法，不得兼方，不验辄死。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讳谀，不敢端言其过。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，上至以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。贪于权势至如此，未可为求仙药。”于是乃亡去。

上面这段话，见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文中提到的侯生、卢生，都是以寻求奇芝仙药为名到秦始皇这里来混吃混喝的“方术士”，说白了，就是一帮江湖骗子。俗话说“盗亦有道”，骗子更须行骗有术，犯不着的时候，也得讲真话，说人话；况且这些只是两个大骗子之间掏心窝子的话，不是说给外人听的，当然句句都是大实话。而司马迁把这些大实话一一记录在《史记》里，就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，提供了绝佳的材料（除了本文讨论的问题之外，在这段话中还有对我们认识秦朝历史具有更大价值，甚至可以说是极大价值的史料，日后我再另文阐述）。

在这段文句当中，同这里的论题直接相关的内容，是“上至以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”这几句话。文中的“呈”字，后世一般书作“程”，是定额、限额的意思。北宋人苏辙改编《史记》，撰成《古史》一书，相应的文字，即书作“日夜有程，不中程不息”（苏辙《古史》卷七《秦始皇本纪》）。

南朝刘宋时期的裴骃，在《史记集解》中注释“以衡石量书”的“石”字说：“石，百二十斤。”也就是说，石是个重量单位，而一石重一百二十斤。可是“石”前边还有个“衡”呢，这个“衡”字又怎么解释？对此，裴骃避而未谈，后来唐朝开元年间人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里做了解释，他说：“衡，秤衡也。”这文绉绉的“秤衡”，就是俗话说的“秤杆儿”。

不过仅仅看裴骃再加上张守节这样的注解，我们还是不能明白这“秤杆儿”和“一百二十斤”重量之间的关系。对此，张守节又进一步解释说，司马迁的意思是：

言表笺奏请，秤取一石。

所谓“表笺奏请”就是具体解释“以衡石量书”的“书”指的是什么。概括地说，“表笺奏请”四字表述的也就是各种公牍，而“秤取一石”的“秤”字在这里似应读为平声，就是秤量、量取的意思。

然而若是把张守节的解释具体落实到《史记》“以衡石量书”这个文句中去，其文义却好像很不通畅：这显然只能把“衡”字解作“秤”义，再将其用法动词化，才会具有“秤取”的语义。可这样一来，“量书”二字又如何与之衔接？当然不妨解作“以秤取一石的标准来确定审阅公牍的数量”，可这确实太勉强了，太别扭了，也太怪异了，人话不该是这么个说法。再说，若是这样，既已明言“秤取一石”的定额，下文何必还再赘言“日夜有呈（程）”？迭床架屋，又反不如前文明晰，多此一举，岂非咄咄怪事？

秦始皇一天处理30万字公牍的说法，就是由裴骃、张守节上述注释衍生而出。盖一百二十斤重的简牍，折算成字数，大致就在30万字上下。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人简单地摘引裴骃的说法，以为秦始皇真的是辛勤超凡，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公牍打死他也不睡觉。在这方面，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学者，则当首推郭沫若先生（郭沫若《十批判书》之《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》）。然而在我看来，这样来解读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其实是很不合理的。

解读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这段记载的关键，是准确把握“衡石”二字的涵义，即通贯地解释“衡石”这两个字在上下文句中的语义。

检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之仲春纪下有句云：

是月也，日夜分。……日夜分，则同度量，钧衡石，角斗桶，正权槩。

东汉人高诱释此“度量”诸语曰：

度，尺丈也；量，鬴钟也。钧，铨；衡、石，称（秤）也。石，百三（二）十斤。角，平；斗、桶，量器也。称锤曰权；槩，平斗斛者，令钧等也。

审度高诱释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，高诱能够通观“度量”“衡石”“斗桶”“权槩”诸语，对其做出合理的注释，这是很有眼光的（《礼记·月令》袭用《吕氏春秋》上述内容，而郑玄的注释却不着边际，较高氏差之甚远）。即高氏首先注意到这两两一组的四组语词，其组内两个词语，彼此俱属同一性质。度和量，一个是指量测长度的器具，另一个是指量度容积的器具；衡和石，指的都是秤（当时书作“称”，“秤”“称”二者相通）；斗和桶，二者都是容积的量度单位；权和槩，前者（即秤砣）是秤上的关键部件，后者是找平容器的关键部件，二者起的作用，都是确保量器的准确和公平。

《中华再造善本》丛书影印元至正嘉禾学宫刻明补修本《吕氏春秋》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再看“石，百三（二）十斤”这一注释（附案参照前面列举的裴骃的注释，这里的“百三十斤”应是“百二十斤”的讹误），在这里就显得相当突兀。一方面，它与前面“石，称（秤）也”的释语相矛盾；另一方面，也与前面那个“衡”不匹配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——告诉我们高诱只是在主要释文之外附加的一条释语，他只是想给读者多提供一点儿参考，即高氏想让人们知道：这个“石”字除了在这里的用法之外，另外还有那样一重语义。如此而已。

遵循高诱注释《吕氏春秋》的眼光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《管子·七法》篇里，也有同样性质的用法：

尺寸也，绳墨也，规矩也，衡石也，斗斛也，角量也，谓之法。

文中“尺寸”“绳墨”“规矩”“斗斛”“角量”诸语，如同前述“度量”等语一样，其构成每一组词语的两个字，语义俱属同一性质（“角”字读者或许稍显生疏，但唐人房玄龄注释《管子》时即称“角亦器量之名”），故“衡石”一语自然也应属同样的用法。

同样的用例，还有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云，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时，曾采取如下措施：

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（案此句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断句明显疏误，我将另行撰文说明敝人句读的理据），重各千石，置廷宫中。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字。

这里的“衡石丈尺”，用法也是如此。即这种用法的“衡”和“石”都只应像高诱所理解的那样，是指称量物体重量的秤，而不应该把“石”字理解为表示“百二十斤”的重量单位。

假如有人对高诱这一解释和敝人的理解有所怀疑，那么请看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下列记载：

参为白虎。三星直者，是为衡石。

这里的“参”是指二十八宿中的参宿，大致相当于西洋星座中的猎户座，而所谓“三星”是参宿腰间排成一条直线的三颗亮星。即使是在中国民间，也一直沿用着《天官书》这一称谓，即所谓“三星”，西洋人则把这三颗星称作“猎户腰带”。

参宿与三星图

参看上面的星图，大家可以看出，所谓“三星直者”是指这三颗恒星连成了一条直线。而司马迁说这三颗星“是为衡石”，就让我们能够借助三星的形状来思索这个“衡石”之“石”的涵义。

“衡”字在这里狭义上是指秤杆儿，三星当然能够体现秤杆儿的形状。那么，能用三星来体现“石”的形状么？这个问题，有些令人困惑，但检读相关史籍，大致还是能够找到探索的路径。

下面我们先从“石”字的读法上谈起。在“百二十斤”这个重量单位的语义上，学术殿堂之外的民间草野之人，现在是普遍地把“石”字读作dàn音。可时下却有很多通行的字典辞书，都以为这只是晚近以来的读法，古时则应读如shí音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《后汉书·宣秉传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载：

（光武帝建武）四年，拜大司徒司直。所得禄奉，辄以收养亲族。其孤弱者分与田地，自无担石之储。

唐章怀太子李贤等注释“担石”一语云：

《前书音义》曰“齐人名小罂为担”，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。担，音丁滥反（附案此处标点与时下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同，中华本系将“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”句亦视作《前汉音义》的内容。敝人乃参据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李贤注引述的《前汉音义》改定如此）。

这里提到的《前书音义》，我理解应是隋人萧该的《汉书音义》（见《隋书·儒林传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“前书”即谓班固所撰“前汉书”。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论证），李贤的释语表明，至少在唐朝的时候，江淮间人就把“一石”读作“一担”，即已将“石”字读为dàn音。这说明把重量单位的“石”字读作dàn音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情况，绝非出现于近时。

担子的“担”字古时或书作“儋”，清人桂馥由上引李贤《后汉书·宣秉传》的注语推想，乃“因儋（担）受一石，遂呼石为儋（担）”（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卷二一），即谓一副挑子担负粮食的标准重量是一石（即“百二十斤”，后世随着度量衡制度的演变，其具体斤数或有变更，但“担”、“石”关系依旧），所以人们就把“石”字读为“担”音了。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十分合理的推断。窃以为桂馥没有明言的一个重要前提，是《后汉书·宣秉传》中“担石之储”的说法。

像这样并陈“担石”的用法，尚见于《后汉书》其他一些地方。如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载永平十二年五月下诏云“今百姓送终之制，竞为奢靡，生者无担石之储，而财力尽于坟土”，用法就同《宣秉传》一模一样。李贤等人在注释这处“担石之储”的语义时，引述《前书音义》云：“言一石之储。”显而易见，这是把“担石”二字视作同义重复的复合词语了。

溯其渊源，“担”当属容积单位，“石”则为重量单位。一担的容积，正好容纳一石重量的粮食，这就应当是并陈“担石”二字以“言一石之储”的原因了。桂馥还具体阐述“石”作为重量单位的来由说，这个字本来应写作“䄷”：“䄷,百二十斤也。……从禾石声，常只切，今省作石，读为担。”（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卷二一）“从禾石声”这样的训释，就充分体现出这个重量单位同秤量粮食的直接关联。

只是把“石”字读为“担”音的做法，不一定始于唐朝，在其初始时期也不一定仅流行于江淮之间。

请大家注意，高诱把“衡石”之“石”解释为秤，这同“担石”并陈的用法一样，都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。担、石二字在重量单位这一意义上既然完全等同，当然也就可以相互替换。如果我们用“担”字来表述“石”的语义，就会看到，“石”和“衡”是可以表述为一个相同的图形的。

前面已经讲到，狭义地讲，“衡”是指秤杆儿，而古人把北斗七星的第五星称为“玉衡”。秤杆儿是一条直棍，一颗星实际上是无法体现这个“衡”的。我理解，这颗“玉衡”之星只是天衡上的一个“中点”，真正的天衡应该是指“开阳”、“玉衡”和“天权”这三星之间的联机（参见《北斗七星图》）。

北斗七星图

看到衡在天空中可以体现成这样一种形状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天上的牛郎。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，牛郎星是一个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去会织女的形象，而这个形象在星空上的体现，实际和北斗中的玉衡一模一样——也是三点一线的三颗恒星（参看《牛郎星与织女星图》）。

牛郎星与织女星图

两相比较，便很容易理解，正是由于“担”、实质上也就是“石”在人们的眼睛里和脑海中可以体现为同样的形象，人们也就赋予“担”或“石”与“衡”字相同的语义——这就是高诱所说的“秤”。于是，我们就在《吕氏春秋》中见到了“同度量，钧衡石”云云的说法，《管子·七法》中的“尺寸也，绳墨也，规矩也，衡石也”云云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的“一法度衡石丈尺”等语也是这样。当然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“三星直者，是为衡石”，更是这样。

以此认识，核诸相关文献，可见韩愈《毛颕传》称述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”事，乃谓“上亲决事，以衡石自程”，这“衡石”二字显然应如敝人所释，只能用作“秤”义——即用“秤”来量度公牍，设立定额。

回到本文论述主题上来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韩愈这样的说法，显然是出自他对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”事的理解，而这同一石的重量是不是一百二十斤是毫无关系的。“衡石”二字表示的语义，只不过是一杆秤而已；单看那一个“石”字，仍然还是这杆秤。

后来班固效法太史公的纪传体例，撰写载述西汉史事的《汉书》。他在《刑法志》中述及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”这件事，谓“秦始皇兼吞战国，遂毁先王之法，灭礼谊之官，专任刑罚，躬操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理书，自程决事，日县石之一”，东汉人服虔释之曰：“县，称也。石，百二十斤也。始皇省读文书，日百二十斤为程。”班固乃化用太史公旧文而述作如此，如前文所述，服虔实际根本没有读懂《史记》的文句，其荒诞不经之处自已无庸赘述，惟班氏所说“日县石之一”，在此尚须略事申说，以进一步展现《太史公书》的本意。

按照前文所做论述，所谓“自程决事，日县石之一”，应该是讲秦始皇“自己设立定额来处理政务，每天都用秤来量出这个额度，天天都完成同样的额度”。其“自程决事”的“程”，就是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（程）”的“呈（程）”。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那里，是讲秦始皇用衡石来确定所审阅公牍的数量，每一天的白天和夜晚，乃分别预定有不同的额度。理解这些之后，就很容易理解，下文“日县石之一”，应是讲每天都拿秤来称量。“日县石之”的“县”，服虔解作“称”，不管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以秤砣代指秤（县字有秤锤义），还是将其解作“秤量”的语义，都颇显迂远且很不贴切。其实若把这个“县”按照当时最通行的用法解作“悬”字，再如上文所述把“石”字看作一杆秤，那么“日县石之”就是每天都提杆秤来量出所立定额的意思。至于句末那个“一”字，不过划一、如一的意思，即每一天的定额都一样。当然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说“日夜有呈（程）”，是在白天和晚上分别定有不同额度的意思。这很自然，也很合理，因为晚上还要做些特别的事儿。

至于这个白天、黑夜的额度到底是多少，司马迁根本没记，因而我们也无从知晓。言九林先生把秦始皇处理一百二十斤额度的公牍，理解为只须阅读相当于摘要性质的主要事由，而不必通读全部文书。这样一来，每天的阅读量便只有3—6万字了。其实这样的阅读量仍然过大，再说也根本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，置之可也。

2022年6月17日午间草稿

2022年6月23日改稿

2022年7月3日改定